编者按：亨利投资
数字平台正以基础设施之姿重塑社会发展格局，其价值已远超经济范畴，成为推动普惠发展、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力量。由著名经济学家贾康领衔撰写的《新质生产力》一书，深刻地剖析了数字化平台的三重社会价值：一是通过构建普惠性基础设施，为中小企业、农民等弱势群体赋能，打破资源垄断；二是以“雁行模式”促进行业协同创新，以技术红利助力脱贫攻坚、扩大就业，催生乡村振兴新路径；三是构建互联网信用生态，将数据转化为“软基础设施”，为市场经济运行注入新秩序。
文章特别指出，平台经济通过数据要素的聚合与外溢，创造了“超常规正外部性”，使社会信用资本化、创新成本平民化、公共服务可及化。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不仅是商业创新的载体，更是弥合发展鸿沟、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理解这一逻辑，对于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认知数字平台经济价值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分析认识数字化平台的社会价值。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它如何支撑多领域普惠发展。它以创新为核心，通过提供基础设施，使得更多的社会成员，包括农民、中小企业主或创业者，都能流畅地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此外，数字化平台通过数据的支持，也不断地扩大了就业机会、提升服务质量，并引领了许多新型商业模式。数字化平台的信用体系带来超常规的正外部性，即数字化平台为其他生态圈平台创造超常规的经济价值，生发出正外溢效应，而且数字化平台所释放的往往是超常规的外溢效应。究其原因，以海量数据为载体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功能不仅构建了一个闭合生态圈的平台市场，也在于此平台可立体地、高维地向外部环境释放正的外部效应，带动周边生态的立体化发展。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化平台搭建的基础设施支撑多领域普惠发展
普惠发展，是指经济、贸易、社会、科学、技术等方面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和好处，能够惠及所有国家和所有人群，特别是惠及弱势群体、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国家。数字化平台作为新的基础设施，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普惠发展的契机。
我国通信基础设施的进步，使得智能手机用户数、网民数量以及电子商务规模逐年上升。数字化平台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深刻改变了国际贸易、金融和物流的行业景观。数字化平台催生跨境电商，推动国际贸易门槛不断降低，国际贸易的主体、客体、贸易过程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亨利投资，为发展普惠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普惠贸易也使更多小微企业和个人获得平等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活跃市场主体，壮大国际贸易参与的个体队伍。在贸易过程中，数字化平台运用技术手段提高企业间信息交换的效率，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有利于产品的优化创新和企业的升级改进。
数字普惠金融已经成为全球认可的普惠金融创新实践路径。数字化平台能够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拓展金融服务边界、提升金融服务的用户体验，让广大社会成员，尤其是“低端”群体能享受到便捷、安全、可信的金融服务。比如阿里巴巴的支付宝业务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数字支付的便捷性，缩减交易时间，进而提高交易效率，以促进消费。而在支付宝海量交易数据下，衍生形成了可与传统银行信用体系相比的芝麻信用分，具有与银行提供购房、买车贷款、担保相类似的功能。阿里巴巴通过支付宝、芝麻信用，让成千上万原本没有纳入传统信用体系的小商家、个体户，建立起了信用档案、获得了贷款。我们认为，通过海量交易数据平台所衍生出来的全社会成员的信用平台的发展属于超常规的。进一步来说，越来越多的芝麻信用用户，开始享受信用给生活带来的便利。无论是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还是飞猪的信用住、闲鱼的信用回收，利用芝麻信用、支付宝信用授权，超过一定标准就可以享受到“信用免押”。这背后，就是积累的商业信用量化的过程，本质上是商业信用资产化。一个人在商业社会的守信行为不断累加，就能够直接当钱花；比起钱来，信用还可以越用越多。数字化平台在让金融以低成本的方式便捷、有效地触达社会各个群体时，会有效甄别风险。生物识别能解决远程身份认证难题，尤其是为边远地区提供便捷的服务。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大数据处理效率，能够通过深度学习的方式不断迭代升级，用技术拓展金融边界。云计算通过低成本、高扩展性的运算集群，可极大地降低金融服务运营和创新成本。
以服务器、存储和软件为代表的传统信息技术产品的采购和维护运营成本较高，而以云计算技术为代表的按需服务供给机制，使得个人及各类企业能够以低成本获得所需的计算、存储和网络资源，降低技术门槛。从这个角度来讲，数字化平台发挥了基础设施作用，打破了大企业在计算能力上的垄断，使计算成为普惠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创业、创新的土壤和支持条件。云计算使用便利，大量创业者可基于云计算平台开发新的互联网产品和服务。云计算成熟度越高，创业者从0到1的突破成本越低，周期越短。借助数字化平台这一基础设施，企业可以有效地应对业务迅速增长带来的IT资源供应压力，得到云计算按需提供的运算能力，所以能够迅速扩充资源，并有效应对短时间的、高峰值的需求。
云计算由此发挥公共服务功能，可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提供与企业同等的计算能力。研究开发通常依赖大量数据分析，强大的计算能力让创意和发现更有成功的可能，更好地发挥对生产经营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来难以企及的计算支撑能力。
2.数字化平台对行业、社会、民生的普惠效应显著
通过多年积极探索，数字化平台在促进行业发展、扶贫、扩大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等民生重要领域取得了突出成效。
传统行业寡头的出现倾向于操纵市场亨利投资，抬高价格从而使消费者承担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同时也倾向于掠夺行业资源，造成行业中小企业生存艰难。然而，互联网行业则与之完全不同，行业领先者与行业其他同行公司的发展，更近似于经济学理论总结的“雁行模式”，先行者用自己的经验带动行业共同发展，降低后来者的试错成本。
在新经济时代，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的资源进行封闭、自循环的高成本创新活动，已经很难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日益激烈的企业竞争，“开放式创新”是行业主导模式。中国独特的“大平台、巨网络”，让更多的小微创新活动进入开放市场，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的收益与更强的竞争力。创新者能够更方便快捷地寻找资金、技术、外包、团队、咨询或战略联盟，以及合适的商业模式，并能更快更好地把创新思想变为产品与利润。在一个规模足够大、层次足够丰富的市场上，如果创意转化的协作效率足够高、成本足够低，微小主体的创新也能极大地降低市场中的摩擦、损耗与阻碍因素，及时被相关方捕捉和筛选，从而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有效供给。
数字化平台靠技术驱动的特点，决定了互联网行业巨头公司对行业内的影响，往往是将可复制的经验共享，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百花齐放。为保持领先地位，行业领先者需要不断突破新技术，在追求创新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由此保证了整个行业的活力。因此，相比传统行业垄断性公司能延续数百年（以家族性质传承下去），互联网领域头部公司，却始终如履薄冰，不懈进取，因为其在战略制定和技术创新等领域，皆属于业内试错第一人，投入大量时间和成本，承担最多的失败风险，昔日最辉煌的公司，可能会因为战略失败而瞬间灰飞烟灭。因此可以说，行业领先者有压力和动力源源不断地推进创新，从而提升社会生产率，在创新中带动行业不断寻求积极发展。同时，数字化平台营造的创新环境和社会氛围、形成的标杆启示，也广泛地激励和帮助着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以数字化平台为载体，市场、政府和社会合力消除贫困已经探索出成功经验。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在基础设施、社会动员、人才培训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村民、企业、产业园、数字化平台等多样角色广泛参与其中，营造良好的生态，有助于促进消除贫困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数字化平台一方面发挥着平台企业以技术创新汇集资源、带动能力强的特点，充分展现流量优势，带动社会广泛脱贫、参与脱贫、助力脱贫；另一方面，将技术创新成果应用于脱贫工作的多个环节，用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增加销售收入，改变贫困状态。
数字化平台带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闻网站、社交网络、电商平台、移动支付、网络直播等多种方式，为个人和企业提供关注脱贫、参与脱贫的渠道和具体行动方案，特别是以技术创新助力智慧脱贫。
数字化平台提供了商业基础设施，可让千万卖家低门槛、低成本地向买家开展远程交易，也可以让不同年龄、性别、学历、民族、地理位置、身体状况的人（包括低学历者、残疾人、破产人员等）都能有机会参与社会生产经营中，更多地自我实现劳动者的尊严。除了由此而来的产业主体和公司的个体就业以外，平台公司也因为渠道的下沉、技术的革新，促进扶贫工作，促进产业兴旺而形成更多就业机会，创造特色就业，在基本面上增加农民收入和带动人们返乡创业。
数字化平台生态体系创造的机会，直接带动了信息服务业的软件设计应用、现代物流业的快递服务、资金流转中的第三方支付等服务业新工种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以及传统产业就业者的转移。同时，涌现出新形态的就业形式和就业新种类，让拥有各种潜能、技能和天赋的人，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所长，实现灵活、多元的就业。
例如淘宝村，是中国以数字化平台为基础条件的创造，这种新兴的经济模式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创业和就业、消除贫困、推动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可选路径，为以数字经济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抓手。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数据，2022年，淘宝村数量升至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7780个、淘宝镇数量达2429个，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分布广度上都具有飞跃式特征，整个阿里数字平台体系带动就业机会超过7000万个。2023年，832个全国贫困县在阿里平台上的销售额超过1300亿元，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的总销售额超过43亿元。许多穷乡僻壤的农民群体，包括女性社会成员，由此进入了“草根创业”、自主就业、脱贫致富的过程。
数字化平台的数据资源与政府信息平台和社会中介服务平台的对接，有利于显著提高政府科学决策的水平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数字化平台引发和催生的经济、商务活动增加透明度和在线评价，也客观上产生了增强社会信用、提升社会信任、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和健全交易规则、创新治理模式、推进社会共治的正外部效应。而且，还衍生了动员社会资源，共建大型工程（如wiki百科）应对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聚沙成塔做公益慈善的机制。
3.以互联网信用生态系统构建数据时代“软基础设施”
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没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壮大和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有序、健康运行。近年来，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等都出台了关于征信工作的重要指导文件。在我国信用建设推进中，数字化平台借助得天独厚的技术和数据优势，改变了传统征信行业的竞争格局，使企业的“在商言商”扩展到对接社会信用生态系统的建设性贡献。
互联网信用的发展，扩大了信用信息的覆盖范围、降低了个体的违约率，并且将信用资本变成一种重要的资本类型，使良好的信用评级降低了个体在交易活动中所付出的成本。信用是金融活动的核心，在数字化、网络化的虚拟空间中，信息的采集、流通速度极快。随着存储技术、计算技术的发展，信息存储、计算能力极大地增强了，处理成本极低，使项目的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当资金的需求方信息在虚拟空间呈现时，信息更透明且数据丰富，通过数据能够精准地给投资者或者融资者画像，准确地评估其真实信用水平，让信用较好的申请者足不出户、方便快捷地享受无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贷款。
我们看到，不论是经济价值，还是社会价值，平台经济都广泛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随着数字化平台的发展，这一体现将愈加明显亨利投资，为我们的未来描绘出了一幅乐观的前景。实践表明，借力数字化平台，我们不仅可以创新商业模式，实现经济价值的升华，同时也能提升社会公众的福祉，推动普惠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全面理解和把握平台经济如何体现新质生产力，对于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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